2024年6月12日上午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钱杭先生应邀为学院做了题为《怎样读< 五行大义>》的学术讲座，李晓方、朱忠飞、陈涛、陈海斌、刘和富、黄谋军、何圳泳等老师，以及40余名研究生、本科生参加讲座。讲座由阳水根博士主持。
讲座伊始，钱杭教授介绍了收入中华书局《新编诸子集成续编》中的新版《五行大义》。本书是钱杭教授在日本《五行大义》各抄本和研究成果基础上，利用清中期以后转录的中国刊本，经过重新校勘、分段、标点，形成了该书历史上第一部接近定本的读本，自2022年9月以来已印刷6次，反映了读书界与学术界对这部古籍的关注。《五行大义》是了解中国古代五行思想、五行史料最主要的典籍，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古代读书人的价值观，塑造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。作者萧吉在书中广征博引，为后人清理出了一条追寻中国五行思想发展历史的清晰脉络，是中国古代五行思想的杰出总结者。英国学者李约瑟认定《五行大义》“讨论的科学问题比后来的任何著作都更多，而讨论的算命都更少。”北宋以后，《五行大义》在中国绝迹，只在日本有几种抄本流传，清中期才由日本重返中土。
钱杭教授认为《五行大义》可能会受到诸多误解，部分读者会以为本书是一种应用性的技术，但此书呈现的是一套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知识系统，而且是原理性、高端性、历史性、逻辑性的知识系统。作者萧吉通过深入钻研历史文献，运用互证、概括、质疑、辨伪的方法，把至隋初为止的五行思想的主要内容、主要范畴、主要原理、主要功能，成体系、成规模、有条理、有逻辑地呈现出来。
读者如何对待此书，钱杭教授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不需要相信、认同《五行大义》，但我们要认识、理解它，从局部知识、核心范畴入手，了解“五行”思想的基本逻辑和规则。读者们应逐步积累，努力打通“五行”思想各领域间的关系。同时，读者应当坚持史料批判原则，不读作品，固然不知其是否真有价值；不知作家，亦难探明作品何以会有价值。
继而，钱杭教授从作者箫吉的家世经历、知识结构着手，进一步加深听众对《五行大义》的认识。萧吉，今江苏常州武进人，《北史》《隋书》《通志》有传；出身齐、梁宗室，祖父萧懿，为南齐朝廷重臣、著名将领，梁武帝萧衍是萧吉的叔祖父；萧吉生年难定，估计生于梁武帝中期，卒年约为隋炀帝大业二年（606）前后，享年约75岁。
萧吉在北朝西魏时为“从一品”的高位，北周、隋朝继续在朝廷任职，负责陵庙、群祀、礼乐、仪制、天文、术数、衣冠等礼仪事务，与《五行大义》的内容有直接关联。萧吉“博学多通，尤精阴阳算术”，隋文帝也“好徵祥之说”。在开皇十四年（594），箫吉上文帝书，投其所好，大谈符命徵祥。但《五行大义》既不避“坚”讳，也不避“广”讳，说明此次所上之书不会是《五行大义》本身，最多只是《五行大义》写作过程中涉及的一些内容。萧吉很深地卷入了隋朝宫廷政治，属于杨广一党。杨广即位后（605），官升一级为正四品，“拜太府少卿，加位开府。”一年后在任上去世，“哀荣”为从一品的“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”。
萧吉经四朝（南齐、西魏、北周、隋）十五帝，阅历极为丰富，青年为齐、梁宗室子弟，中年入仕北朝锋芒不减，老年却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与弄臣，甚至与闻密谋，投靠新主，自觉结成党羽，甘心充当“高端”鼓手和打手。箫吉虽然头脑一直很清醒，也为自己留下了申辩的余地，但终究走上了热衷寻租投机的政客之路，有亏清誉，不足为训。在诸多方面，写了《五行大义》的萧吉都颇似西汉末年写了《五行传》的刘歆，“与时俱进”“与时俱变”“相生相克”“生克相依”是贯穿他们一生的追求和信念。
萧吉共有八部并行于世的著作，即《金海》《相经要录》《宅经》《葬经》《乐谱》《帝王养生方》《相手版要决》《太一立成》。八部著作虽已全部亡佚，却说明萧吉的学问除阴阳五行外，还包括了兵法、相学、音律、医药等范围，可谓“博学多通”。亡佚、复归的间隔长达460年的《五行大义》，引用的文献许多已成佚书，引用的语句许多已成佚文，萧吉无意中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。全书引用四部文献 30类183种，在这些被徵引的书目中，有目存文佚的古籍，如《三礼义宗》《黄帝九宫经》《河图》《星图》《乐纬》《龟经》等；大量的则是不见于今本的佚文和异文，被清朝学者收入辑佚类著作中。
最后，钱杭教授认为虽然在文献学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但《五行大义》的价值是在思想史意义上。总体而言，此书是我国古代唯一一部系统整理研究五行思想的专著，对中国长期发展的五行学说进行了总结概括，是隋以前五行理论的集大成之作，保存了大量隋以前的重要古籍文献，其理论构架、思路逻辑以及广博的知识基础，是中国五行学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，展开相关的思想史研究，具体而言可以关注如下问题：以“五行”为核心范畴的宇宙观、世界观；以“五”为核心范畴的基数观；以不变为变、以变为不变的变化观；以像、类、似、近为核心范畴的巫觋观。
讲座结束后，听众围绕讲座内容，与钱杭教授展开了热烈的交流。
